疫情期间，配合政府的疫情防控管理，我也有机会静下来细细阅读两本20世纪60年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经典作品——《另一个美国》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前者出版于1962年，是美国左派倾向的社会工作学者迈克尔·哈灵顿揭露当时美国社会繁荣丰裕背后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经典作品；后者出版于1961年，是自由派作家简·雅各布斯针对美国城市规划中的贫民窟清洁运动，对大城市的治理问题提出批评与建议的经典作品。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今天读来，这两本书对中国城乡社区转型与治理仍具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所谓的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的鼓动下，加之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美化，整个社会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氛。描述这种正面繁荣现象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然而，在繁荣丰裕社会的背后，是对左派进步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严格镇压，且对社会的失业、贫困、酗酒、流浪等现象视而不见。虽然加尔布雷斯在其《丰裕社会》一书中也提出当时美国不是没有贫困，只不过相对于过去的全面性贫困，美国当时的贫困只是个别贫困和孤岛性贫困。

然而，在《另一个美国》里，迈克尔·哈灵顿指出，美国社会的贫困并不是这么微不足道，而是存在着因为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移民流动、种族歧视导致的大规模的持久的贫困，贫困人口大约有四五千万，约占美国人口的1/4。而且，这些人难以靠个人努力来改变贫困的命运，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贫困文化——他们不再有早期移民那种充满乐观、坚韧、自信、奋斗的底层精神，而是形成了自暴自弃、行为混乱、暴力恐怖、懒散无为的贫困生活文化。

这类贫困文化因为与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神话产生了巨大的反差，随后引发美国社会的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贫困文化是个别种族、低下阶层自身堕落导致的恶果，应该对他们进行种族、阶层的改造和清理，不让社会的“毒瘤”扩散开来；自由派则认为，至少应该采取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对低下贫困阶层给予帮助和保护；左派则坚持社会批判立场，认为贫困文化是美国社会资本主导的产业转型和阶级固化导致的社会问题，不能指责受害人。

尤其是面对由于美国南部和西部乡村衰败和城市里加工制造业转移导致的日益增多的城市贫民窟现象，引发了美国城市更新改造和社区治理的巨大争论。要不要清理城市贫民窟？通过什么方式清理改造城市贫民窟？《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社会的灵魂就是多样性的生态平衡，既要有首要功能的混合用途，要维持一个街区主要设施的不同时段的多种用途，又要有次生的附带功能设施的互补功能，这样才能维持城市街区的繁荣。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维持城市老建筑、开放城市街道、增加建筑密度，这样才能促成城市首要功能和次生功能混合用途的多样化生态关系。

然而，现实中主导美国城市更新与发展的却是那些好大喜功的规划师，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城市政治权贵和资本精英的联盟，为了一个个城市地标和整洁漂亮，生生把一个有混合用途的多样化生态城市区隔成一个个空间功能分异、死气沉沉的杂拌拼盘似的城市——繁华高档社区背后产生了更多自我沉沦的城市贫民窟。

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读这两本著作，虽然不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直接对比，但是书中提到的城乡转型、产业转移导致的结构性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规划更新方案带来的空间功能分异，不也是我们今天城乡社区发展与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吗？我们希望并相信：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空间改造方案能够跨越美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乡村衰败和城市贫民窟的陷阱。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主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理论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