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地评估社工站项目，一直是困扰社会工作学界与实务界的主要难题之一。其背后又牵涉到社工服务能否被测量，是否应该用量化指标去测量社工服务，以及具体如何测量等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争论，其本质上已经衍变为实证主义量化评估和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之间的范式之争。

所谓实证主义量化评估，是指主要通过数字指标、文本材料等客观性证据来量化考核社工服务的评估方式。而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古贝和林肯提出，这种评估方式并不追求唯一的、客观的评估结果，而是强调“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意见”，并通过谈判协商来不断弥合“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和争议”，最终达成一种理论上永不休止的评估循环。

近年来，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对实证主义量化评估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并大力推崇协商式评估、参与式评估、赋权式评估等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方式。那么，社工站项目评估应该采取何种评估方式？实证主义量化评估是否会被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所取代？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

尽管实证主义量化评估被一些学者认为可能存在“指标绑架”、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技术霸权、过度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但其仍凭借着客观性强、操作性强、证据翔实、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视化程度高、成本低、效率高等鲜明的优势，始终占据着社会工作项目评估的主流地位。而学界一直倡导的协商式评估、参与式评估、赋权式评估等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方式，却始终难以克服实际操作性差、经济和时间成本过高、评估主观性过强等问题，导致其无法完全付诸实践，更多是作为一种启发性的评估理论或辅助性评估工具而存在。而且，即使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能够完全实现，也可能会存在利益相关方同谋型妥协、形式化协商、虚假式赋权，或者利益相关者的主张差异过大导致无效拖延的问题。

换句话说，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并不完美，也不是社会工作评估理论的终点，它既无法完全克服前三代评估的缺陷，还有可能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在中西部地区社工站项目评估实践中，以实证主义量化评估为基础，吸纳部分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理念和工具的评估，逐渐成为普遍的评估方式。令人惋惜的是，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对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的盲目乐观，以及对实证主义量化评估的过度批判，已经衍生出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学界和实务界对实证主义量化评估存在过度否定的倾向，这导致一些评估从业者无所适从，自我怀疑，进而不再深入探索评估指标的优化问题。其次，一些地方开始怀疑社会工作专业评估的效用，进而取消了项目中期评估，只开展项目结束后的末期评估。然而，单一的末期评估极易沦为“结项工具”，进而导致评估进入恶性循环。这种因为做不好评估、不信任评估，进而减少评估次数、缩减评估经费、漠视评估成效的做法，实际上是因噎废食、本末倒置。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直接取消了专业评估，转而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的汇报式审查。这种方式实际上又回到了行政系统内部评估的老路子，并不符合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潮流。

实际上，专业的社会工作项目评估在规范项目管理、指明项目发展方向、保证社工服务专业性、增强项目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刚刚开展社工站建设的中西部地区，社工站项目评估往往还发挥着厘清社工站项目定位、引入外部专家资源、增强本地社工专业性等关键性作用。在这些中西部地区，面临的不是过度专业化和是否应该“去专业化”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深入推进专业化。

笔者基于对河南郑州、漯河、平顶山、周口等地社工站的评估研究也发现：由于经济水平、专业深度、机制惯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东南部沿海地区所倡导的行动研究式的、纵深式的、长周期式的评估方式，短时间内很难在中西部地区获得实质性推广。虽然这种行动研究式的评估方式极有可能是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势，但现阶段在中西部地区尚不具备全面推广的经济、人才和机制基础。换言之，实证主义量化评估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取代，但会在评估中吸纳更多建构主义评估的理念和评估工具。

总体来看，目前社会工作项目评估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理论界不断倡导难以操作化的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实证主义量化评估虽仍占主流地位，但不断被轻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工站项目评估怎样才能建构一套科学合理、全面有效的评估指标，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来看，建构社工站项目评估指标的总体思路应当是：承认实证主义量化评估在现阶段的优越性和主流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吸纳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建构一套实证主义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并根据情境变化持续调整优化，以增强评估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从实践角度来说，这套评估指标体系至少应涵盖以下五个主要的评估维度。

第一，项目管理维度。在社工站项目评估中加入过多项目管理指标的做法在过去一度遭到批判，但在不断的指标优化过程中，项目管理维度已经优化为量化指标体系的10%左右，大致包括规章制度、硬件配置、人员资质、督导支持、继续教育等内容。一些学者和一线社工对社工站项目是否应该考核硬件配置仍有质疑，但实际上，将硬件配置纳入评估指标不仅是社工站政策文件的明确要求，而且对督促乡镇（街道）或社区改善社工办公环境有积极作用。当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已经实现社工站独立办公的社区，可以考虑去掉硬件配置指标。而规章制度、人员资质、督导支持、继续教育等内容，都是影响社工站后期开展服务的基础要素，因此应纳入评估指标考核中。

第二，专业服务维度。专业服务维度一般包括需求调研、服务计划、专业水平、探访服务、资源链接、宣传推广、沟通合作、结果评估、经验总结等内容，是社工站项目评估的重中之重，大约占40%的量化指标权重。专业服务维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实证主义量化评估和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进而发挥更好的评估效用。比如，可以改变传统的实地考核评估专家过于依赖纸质材料，单向赋分的评分方式，转而主要依靠一线项目社工向实地考核专家详细描述和推介项目，最后协商得分。如果一线社工对评分有疑问，可以向评估专家组提出质疑，而后由专家组再次协商赋分。这种评估方式也被一些地方称为督导式评估，即以专家督导为主，评估给分为辅；社工介绍为主，文本材料为辅；以评促建为主，监督考核为辅。

第三，服务成效维度。社工的服务成效一般是指社工服务给服务对象带来的有益改变，包括服务对象内在的生理、心理状况改善，以及家庭、朋辈关系、社区等外部环境的改变，或者更加长远的外部影响等。除此之外，服务成效维度还会考核合同指标量、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专业文章、专业荣誉、特色项目等一系列项目成果类指标。服务成效维度一般占量化指标的25%左右。在服务成效维度，评估专家可以在特色项目打造、服务成效呈现等方面给予一线社工更多的指导，更多地去“理解”社工，进而体现出协商、参与和赋权的建构主义评估元素。

第四，多方评价维度。严格来说，购买方、承接方、服务对象等多方主体评价属于服务成效维度的一部分，但由于学界和实务界多将服务满意度评价视为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有效的评估方式，因此多方主体评价多被单列为一级维度，一般占量化指标的10%—15%。从实际情况来看，单纯以问卷或电访形式开展的满意度评估多存在满意度虚高、调查对象代表性差、满意度调查形式化等问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都不高。而从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的立场来看，观察、访问、探究多方主体的“主张、焦虑和争议”，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意见，正是其核心主旨。因此，如果评估方能够更好地吸纳和贯彻这一理念，认真深入地开展相关方评价，多方评价的维度仍可以作为一项实用且有效的测量指标。

第五，财务管理维度。由于政府购买社工站服务项目资金大多来自社会救助、福利彩票公益金等政府系统的资金，因此对财务管理的要求也更为严苛。财务管理维度一般占量化指标的10%—15%。一般来说，评估执行方要有一名具有中级以上资质的财会人员专门负责财务审计，并出具项目年度审计报告。对于成熟的评估者来说，也应当懂一些财务知识，尤其是涉及社工的薪酬社保等方面，常常是财务管理的重要测量指标，也是社工关心的重点问题之一。此外，如有特殊需要，社工站项目还可能会设置一些附加项（加分项和扣分项），以满足某些特殊情境的要求。

除了社工站项目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估以外，现行评估还会搭配“一线社工集中汇报+评估专家集中评估”的专家组集中会议评估方式。一般来说，项目评估指标体系量化得分会占最终评估结果60%左右的权重，专家组集中会议评估得分占比则在40%左右。从评估范式的视角来看，专家评估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调节机制，来弥合实证主义量化评估与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专家评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实证主义量化评估的僵化弊端；另一方面，专家评估可以更快、更好地帮助利益相关者群体达成评估共识，进而在节约评估成本的同时达成评估目标。

不过，当下专家评估也面临着评估能力不足、难以深入“现场”、熟人关系干扰、不接地气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弥补两种评估方式的弊端、发挥两种评估方式优势的角度来看，对专家评估方式的优化调整已成为当务之急。换言之，作为一种可用的调节机制，专家评估的工作重心应该从简单的评分转向具体的督导，即通过专家评估给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意见。因此，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当前的专家评估方式，以更好地发挥专家评估对实证主义量化评估和建构主义第四代评估的调节作用。

其一，建立完善的评估专家遴选机制。随着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兼具社会工作评估理论与实务经验的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和一线资深社工逐渐涌现出来，这些人应当被纳入各地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或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专家库，以矫正过去评估队伍不够专业对社会工作评估信誉的消极影响。

其二，建立评估专家的跟踪评估机制。由于各地社工站大多是常设项目，本地评估专家也基本稳定，建立评估专家长期跟踪评估机制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由评估专家定向、多次、深入跟进某个区（县）或者某个社工站项目的评估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评估专家不能深入“现场”、不接地气，提出的意见不切实际的问题，同时也不会增加评估成本。

其三，建立本地评估专家的定期研讨机制，并尽可能统一其评估尺度和项目发展理念。由于教育经历和实践经验不同，评估专家内部可能也存在一些争论和冲突，由此给一线社工带来困扰。例如，在一些社工站项目中，中期评估专家认为某个社工站要重点跟进本地困境儿童服务，末期评估专家却认为该社工站要重点跟进高龄老人服务。凡此种种，不仅干扰社工站发展进程，也会损害评估信誉。因此，最好能够在每次评估之前组织评估专家团队进行研讨，或者定期开展评估专家团队的研讨会，并尽可能规范本地评估专家的评估尺度和社会工作发展理念，这样才能给予一线社工更加明确的指导意见。

（作者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社会工作协会评估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