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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存在覆盖风险?!如何破局?!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2/7/19 19:09:05   来源:皖美社工

2021年4月民政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要统筹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度。在《通知》指引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推动乡镇社工站建设。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旨在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对于专业而言,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更专业、更深入、更有效的社会服务工作,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探索。一年有余,纵观当下,各地乡镇(街道)社工站具体的实践策略不一而足,为能及时总结和反思这些珍贵的实践经验,基于全国多省市的调查,将从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体制机制、督导、实践反思及案例剖析等多个维度展开讨论,以期能让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及运营少走弯路,有序发展,也盼有更多的研究者、实践者加入讨论,共促乡镇社工站学术和实践的繁荣。


乡镇(街道)社工站的专业覆盖风险及应对


当下,发展建设乡镇社工站成为了地方各级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的既定任务。由于各地建设社工站的条件参差不齐及认知也相差甚远,为完成“既定任务”,职能部门常以行政性手段推动社工站建设,而乡镇也碍于行政安排接受社工站的进驻。在以行政撬动行政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权力间的博弈,而社工站往往成为权力间妥协结果,其专业性符号容易被忽视。那么,乡镇社工站如何在复杂的乡镇体制结构中找回并维持其专业性空间呢?


一、乡镇(街道)社工站进场时的专业之惑


目前,乡镇社工站建设主要由两种运营模式,一是由县级民政部门直接招聘,招聘人员以专干形式接受基层民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二是由县民政局委托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组织实施运营,社会工作机构则在县民政局的牵线搭桥下与乡镇(街道)建立联系并与之商谈社工站的具体运作。由此社工站基本形成“县民政局出资+社工机构出人+乡镇(街道)出场地”的运作格局。该格局中,社工站对于乡镇(街道)而言是新事物,需要认知及接纳的过程;乡镇(街道)对于社工站来说是生疏的场域,特别是在进场过程中,受到多方权力主体的影响,不断涌现各种阻碍性因素。


(一)人员不专弱化了专业权威


王思斌教授曾撰文指出社工站建设要注重专业化和专业性,要开展专业化服务,坚持专业化发展方向,这也是国家建立社工站的重要目标之一。实际上,这些“专业设想”、“专业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专业人员为支撑基础。但在现实中,专业人员的极度不足已严重掣肘了社工站追求专业化目标。例如,在N县和G县的11个乡镇社工站的30名社工中,仅有两名社工有社工证,1人为社工专业本科出身,其余28人无社工证也非专业教育出身,学历皆为大专文凭。社工机构组织他们进行一周左右的社会工作课程培训后,就以专业社工身份进入乡镇上岗。这种“短、频、快”培训下“生产”出来的“专业人员”显然是专业化程度不足,其既有专业能力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也很匹配民众的专业服务需求和回应乡镇对专业服务的期待。他们自身常面临“不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怎么介绍说明社会工作者身份”“如何做社会工作”的困惑,继而使得社会工作逐渐褪去专业光环,削弱了专业权威。


(二)术业不精压缩了实践空间


社工站在乡镇(街道)既有社会治理体系中是陌生的外来力量,乡镇对其持观望态度,向其开放的是有限度的实践场域,也限制了专业施展空间。与此同时,乡镇(街道)社工站的社工由于专业能力较弱产生的专业不自信,使得他们的“专业服务”基本是按着自己的理解,按部就班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服务。在他们看来,个案工作就是一对一的聊天,小组工作就是大家一起做活动,社区工作就是做宣传。笔者在翻阅他们的服务档案时,也发现此种情况。除此之外,还参与一般性志愿者服务和各类行政任务,如“发传单式”的宣传、“迎检迎节”、“抗疫”、 “创建创文”活动等,对于专业则是“交代什么、安排什么就做什么”。如此一来,社会工作服务和原有的行政系统服务、志愿服务没有实质的差异,彰显不了专业价值。久而久之,乡镇(街道)给予社工站开放的实践场域就固化在既有的模块中,短时期内难以突围。


二、乡镇社工站运作中的专业迷失


乡镇(街道)社工站在经历艰辛的入场阶段后,“入场之惑”的后果依然会在社工站的运作过程中延续,使得社工站会遭到诸多结构性的困境。特别是在县民政局、乡镇或者社工机构之间的博弈中,社工站的自主性被悬置,其运作无所适从。


(一)专业服务效能弱


乡镇(街道)社工站在运作中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或达成共识:一个是各方对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角色期待张力明显;另一个是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还一个是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服务内容边界不清,这使得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运行深陷到既“无用”又“无权”的困局,进而降低了社工站的服务效能。

其一,所谓“无用”一方面是指县财政、民政等部门认为每年拿出大笔资金建设社工站,但是看不到明显成效或收效甚微,“有没有社工站都差不多”,导致在很多部门看来是“无用”的。

另一方面是短时期内快速培训出来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认知和认同,没有形成专业观,“培训一周后就匆匆上岗,就像‘赶鸭子上架’,自己都不是专业的就要搞专业的”,导致他们的专业效能感很低,容易产生“仅仅是个工作而已”的“无用感”。再一方面是乡镇(街道)社工站进入乡镇后,受到乡镇权力支配,需要开展多面向业务,远远溢出专业范畴,从专注专业成长的期待变为面面俱到的“万金油”,使得社会工作者出现“什么都要干但什么都干不精”及没有核心业务的“无用论”。

其二,“无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乡镇(街道)社工站的运作主体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薄弱,尚未构建出核心业务能力,服务中经常被其他部门牵着牛鼻子走,专业地位的可替代性过强,没有专业权威导致的“专业无权”。另一层面是大部分的社工站是“空降”至乡镇(街道)场域中,认识乡镇及民众对其的了解都需要一个过程,二者对社工站会经历考察期和观望期。在这个阶段,社工站的服务经常处处碰壁或服务悬空、没有抓手,即是服务没有资源导致的无权。


(二)专业发展稳定性差


现有权力部门受新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以为对社工站投入的同时,也要在短期内看到产出,而社会工作服务成果的呈现,有一定的后发性,这导致这些部门形成“无用”判断,继而无形之中影响社工站后续投入。譬如,N县和G县都是县民政协商与社工机构签订三年的社工站运营合同,实际上则是一年一签。购买标准为每个站以12-15万不等并按50%+30%+20%的比例不同阶段拨付资金,资金拨付的流程复杂及周期较长,一旦资金出现缺口,社工机构根本无力补缺。正如一位社工机构负责人坦言“现在第一年资金到账就不是很顺,谁知道第二年第三年及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要做好多手准备”。也就是说,县级财政的短期规划和社工站的长期规划间有张力,使得社工站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甚至飘摇不定。再比如,在与N县同属一市的A县就以每站每年6万的标准购买。这对N县社工站而言是“警惕”,亦如社工机构负责人所言“以后我们也是6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进一步看,社工站未来发展规划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者队伍出现不稳定性,人员流失普遍存在,而培养一名合格的社工却需要数年的时间和实务经验积累,着实是一种资源浪费。


三、乡镇(街道)社工站维持专业定力的应变之策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指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可见,行政体制对社工站定位是发挥专业优势来弥补基层民政服务不足及不够的问题。学界的判断也是冀望社工站能提供精细化的专业服务2,彰显专业价值,有效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社工站要在明确专业服务中心点的基础上,灵活变化发展策略,主要在社工站的核心业务及资源整合上谋出路。


第一是打通县民政及乡镇民生业务与社工站业务的合作沟通渠道,形成专业的聚合效应。比如服务范畴上,除了开展“锦上添花型”的活动外,更要考虑“雪中送炭型”的需求回应。社工站可以主动承接民政部门在留守儿童保护、低保、民政救助方面的服务,构建核心业务,以进一步嵌入基层。在服务方法上,不要局限于传统的社会工作三大方法,而是综合运用各类方法的基础上有创新。可以利用运用考虑数字化手段,建立服务对象基本信息和服务内容的数据库,形成服务的规模化,为部门决策提供数据参考。还可以推动政策实践,进行结构性服务。譬如,承接运作和优化社区食堂、社区活动中心等。


第二是从组织层面寻求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形成专业的联动效应。比如乡镇(街道)除了社工站之外,还有党委部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般“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硬件设施齐全,功能定位也是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专职人员,活动缺乏连续性。社工站可以积极寻求与之合作,二者取长补短,构建“站-站”联动的运作策略。


第三是从政策层面谋求制度支持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实际上,很多地方的社工站发展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尚未成体系,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直接导致很多社会工作者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持观望态度。因而,需要谋求政策支持的稳定性,保持社工站发展定力,让社会工作从业者有为有位可求,继而逐渐夯实专业基础,提升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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