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民政部围绕支持湖北发展制定了一揽子政策，明确“要重点支持湖北省、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善后与疫后恢复”。那些身处战疫一线的湖北社会组织目前状态如何？组织和业务情况怎样？发展面临着什么问题或困难？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推出“看见湖北”专栏，和基金会等公益同仁一道，聚焦湖北武汉等重点地区，发现真实需求，引导更多有效投入，发挥资源最大效益，共建区域公益生态。

5月20日-22日，我们对湖北省内3家枢纽型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整理成文，希望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视角，为大家立体呈现湖北社会组织的现状。

特别预告：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将于 6 月底举办湖北峰会，敬请关注！

在区域公益发展中，有一类社会组织比较特别，它们既直接运作一些公益项目，也会“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2008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孵化、外部资源整合等都可经由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管道”中转、下达。比如，壹基金在全国各地建立议题网络，通过标准化的项目带动、支持联合行动；中国好公益平台建立枢纽合作基地，帮助优质公益产品落地。这类社会组织在推动区域公益发展上拥有极大潜力，包括社会资源整合、人才培养与组织培育、公益倡导规范、公益传播和公益生态建设等。（《中国公益支持机构发展现状调研报告》，2014年）

此次“看见湖北”专访，我们把目光聚集到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身上，一是希望了解这类组织在湖北省疫情善后和疫后恢复中的工作情况，二是希望通过他们了解其他广泛分布省内的社会组织现状。

我们访谈了3家枢纽型社会组织，分别是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武汉恩派”）、武汉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武汉乐仁乐助”）和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以下简称“孝感义工联”）。结合本次访谈和其他文献资料，希望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视角，为大家呈现较为真实、丰富立体的湖北社会组织现状。

*2020年3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方舱医院举行休舱仪式。至此，武汉市所有方舱医院均已休舱。（摄影：王敬）

第一部分

湖北省社会组织概况

（一）基本数据

截至2020年5月26日10点，湖北省社会组织累计登记31，045家，以民非和社团居多，前者的数量超过一半，基金会数量极少，只有136家。（来源：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大数据）

根据乐助社会创新研究院2016年对湖北省84家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调查，32.1%的社会组织仍未登记注册，主要原因在于“进行注册登记的有关要求过多和过高”“缺乏组织注册和运营经费、缺乏固定办公场所”。

(二) 组织类别与服务领域

湖北省内社会组织发展以武汉的组织发展最为迅速，其他地市州的社会组织发展近年来也有起色，但地市州的组织以义工联合会和志愿者协会为主要特点。“一套班子注册多个组织，再分别承接外部的服务项目”“地市的僵尸组织数量居多”是湖北省社会组织常见的两种现象。

从近期的访谈和以往资料的查阅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湖北省的社会组织有以下特点：

第一，义工组织居多。这类组织一般由政府牵头，以培育、支持、合作、委托和监管为主线，通过购买服务来支持，也通过法律、制度、政策进行监管。

第二，缺少细分领域的专业组织，资源导向严重。在众多服务内容中，志愿服务最常见，养老服务、扶贫服务、环境保护、社工服务、社区发展依次也是省内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方向。

第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展还需极大提升。一方面，在某一议题领域的专业性尚显不足；另一方面，对这类组织的认可、重视及资金和能力的支持也相对欠缺。

第四，近年来，社工组织发展迅速，甚至在资源获取上比义工组织更有优势。

“湖北省总的社会组织体量比较小，人员比较扁平化，资金来源还不够充足，有特殊的服务领域，如艾滋病、动物保护、业主权益保护等，但比较少，也比较弱。”（李莉，2017年）

第二部分

疫情对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影响

疫情对整个公益行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社会组织的生存问题被摆到至关紧要的位置。一方面，不少从业者呼吁要为社会组织减负，从业者自身也在探索多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支持性政策措施，帮助社会组织应对疫情、克服困难。我们把目光聚焦湖北，当地社会组织受到了哪些影响？和其他地区又有什么不同？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给救援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它阻挠了外地组织和人员的进入，以至于湖北省内社会组织被充分调动，甚至催化了许多救援小团队。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团队，他们在这场疫情中的作用绝不可被低估。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安全防护、业务受阻、团队能力、外部协作、心理支持等是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且这类影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将会持续存在。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人员的安全保障。这次疫情和以往我们参与的救灾不一样，以往参与的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救灾行动的风险大都是能看见和避免的，但这次疫情行动中病毒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比较恐惧，使得我们招募志愿者比较困难，政府管控也比较严，使得我们人手不足。”（周文，孝感义工联会长）

*3月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志愿者在进行消杀作业 新华社发

“这次疫情对我们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部团队的能力建设和快速适应。新冠疫情或多或少给我们员工的心理带来一些影响，工作协同的方式从线下转变为跨地域的线上，所以，在这个阶段，如何更好地支持员工，是我们感到比较乏力的地方。二是新业务的拓展和高质量交付。机构既有的业务和项目受到疫情的冲击非常大，有些项目要么终止，要么变更，一些原来可以签约或者续签的项目就没办法继续，我们必须不断去开拓新的客户和业务，这个挑战还蛮大的。三是在社会组织联合行动机制方面，如何支持我们的社会组织伙伴，引导他们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以外去拓展包括基金会、企业、公众筹款等多种渠道的合作上，我们团队的能力也需要提升。”（唐明金，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我们既是社会组织人员，需要安抚他人，同时又是疫情下的湖北人，当时所有人都有恐慌，比较矛盾。在工作中也有很大的无力感，只能做线上的事情，原来很平常的工作都做不了，但是慢慢去回应一些需求、去做一些行动无力感就降下去了，我自己就经历了恐慌、无力、行动三个阶段。”（钱琦，武汉乐仁乐助负责人）

外部协作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经常要做的事情，协作的对象包括省内外基金会、社会组织、政府、企业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疫情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沟通困难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后来发现大家对防疫整体的需求认知不是特别的一致。一些机构不在武汉，他们认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了解的当地实际情况，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另外，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一些服务直接、快速、及时提供给家庭，但是如果通过民间的力量去获得一些信息和数据，基本上很难有这样的覆盖面。” （唐明金，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注：图片来自网络

实际上，以上只是访谈内容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回答“疫情对你们的工作已经或者将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个问题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更多是乐观积极的。

面对疫情，不同机构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武汉乐仁乐助设置了风险资金，在此次疫情中加强了与员工的联系，“机构没有人因为疫情离职，大家也没有降低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乐仁乐助总部还逆势而为，在3月份发布春招，招募的岗位多达72个。“另外，我们开展支持性的工作更紧迫了，很多社会组织因为疫情本身，或者是政策和资源向湖北倾斜，需要迫切做改变，自发的动力很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的支持性工作业务量将会更大”，武汉乐仁乐助负责人钱琦说。

据孝感义工联周文会长介绍，机构2019年底确定了2020年的主要工作，即搭建地市级的枢纽机构，“孝感义工联不再‘一竿子插到底’了。这次疫情让我们作为枢纽型组织的协调统筹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大家看到了协调统筹的价值。所以，疫情暴发之后更加需要我们，这反而让我们的战略得以实现。”“这次疫情行动也锻炼了我们网络伙伴的工作能力，虽然和自然灾害有差异，但我们开展工作的流程是一致的：发现需求，筹集物资，采购发放，反馈等，是一次很好的实战演练。”

“疫情刚开始对我们的业务影响很大，但反而促使我们把原来一直想要推动的事情（湖北公益支持平台）做起来了。比如联合社会组织一起行动，联合筹款，我们其实还挺“感谢”这次疫情应对带来的契机，至少也算是一个新的探索吧。”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唐明金说。但是，她也介绍，机构在联合社会组织行动方面经验比较缺乏，希望通过不断地探索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正如“看见湖北”上篇访谈中张远凤教授所说，重大危机蕴含着重大机遇，谁能抓住机遇，勇于尝试，谁才能实现突破式发展。这3家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在赋能所在机构的同时，也将更好地支持到更多的社会组织。

*注：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部分

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基金会

作为旨在推动基金会行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行业枢纽平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一直积极关注基金会行业参与疫情防控的动态，我们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灵析共同发起的“中国基金会战疫行动时间轴” 记录了2019年12月疫情暴发至今中国基金会的战疫行动，截至5月26日12点，已经收录200多家基金会总计超过1000条的内容

在这次疫情中，基金会与社会组织如何合作？合作过程中，社会组织对基金会有哪些反馈？基金会有哪些经验优势，又有哪些需要优化调整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湖北省这3家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经历谈起。

（一）谈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几乎是公益行业从业者无法回避的话题。访谈透露出这样一个共识：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定位不同，基金会的优势在于资源筹集和分配，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做好专业精细服务。

“很多基金会是运作型的，这和NGO有同业竞争的关系。说白了大家都是在找资源，找到资源之后你直接去做服务，这和NGO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更加期待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是，基金会更多去做一些资源的筹措和分配，然后联合专业服务的NGO去开展服务，让脆弱群体受益，应该形成这种合作关系。但是国内真正这样做的基金会非常少。”（唐明金，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基金会主要的职责是筹集资金，设计品牌项目；社会组织则主要负责项目的实施落地，发现需求并给基金会反馈；而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周文，孝感义工联会长）

截至目前，我国基金会数量已经接近8000家，但基金会在社会组织总量中占比非常少，仅有1%左右，其中，真正做资助的基金会又屈指可数，以至于每每有基金会发布资助项目时就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武汉乐仁乐助负责人钱琦认为一线社会组织要主动去了解基金会，合作不是一次达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练内功。基金会在甄选合作伙伴时应该拓宽渠道，“有些基金会在资助的时候通过熟人推荐，不做公开招募，这样能省掉尽职调查的时间。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熟人推荐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容易造成信息寡头。”

*注：图片来自网络

（二）谈疫情期间和基金会的合作

在疫情期间，这3家机构分别对接了不少基金会开展系列工作。

孝感义工联和壹基金合作多年，疫情刚一暴发就和壹基金讨论如何开展行动。除壹基金以外，孝感义工联还接收了其他10余家基金会价值多达1.5亿元的物资，这些物资通过各地社会组织周转发放给了有需要的人和机构。周文认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和基金会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但这种关系需要磨合，在合作过程中充分理解双方的愿景、服务范围。“信任关系不能仅靠注册、年检、审计报告，一线机构有很多方式方法去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执行能力、协调能力。前提是基金会愿不愿意有这个开放度，让我们参与进来。社会是有分工的，公益领域也要有分工，才能形成有效协作。”

武汉乐仁乐助在疫情期间和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南京爱德公益基金会、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达成了合作，同时跟正荣公益基金会有过沟通。“1月25日，正荣基金会首先联系到我们了解需求，并简化了申请程序来灵活回应，虽然最终因为需求的变化我们放弃了申请，但他们的资助模式很灵活，完全考虑了疫情下的特殊情况。

3月份，我们又获得了联劝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的资助官员一对一跟我们进行沟通，尊重一线的需求和问题，也给出了专业上的建议。申请程序简化，让我们觉得这不是给我们的任务，合作的感受很好。同时，深圳社会公益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主动来了解一线社区的物资的需求，他们能按需捐赠物资，这是有效的合作。”

“我们自己在对一线组织做访谈的时候也听到他们反应：很难再愿意去跟XXX基金会合作了，因为疫情期间基金会还要求我们每天给基金会反馈，这些反馈是指每天文字的报表、服务的照片，要求志愿者纸质的签收等等。如果基金会在疫情期间能够更灵活一点，在不违反法律规章的前提下，更考虑实际情况，一线组织会觉得更温暖。”

在和基金会的合作过程中，双方对需求的认知往往会出现分歧。比如，基金会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医院，但枢纽型社会组织认为社区对这些资源的需求紧迫程度更高，然而基金会很难理解。“他们没办法想象出一线社区实际的场景，这会影响他们对资源投放的判断和决策。”唐明金说。

通过访谈，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他们与政府的合作可能远远多于基金会，在基金会中，获得湖北省外基金会的支持可能远远多于湖北省内的基金会。

“从过去几年来看，武汉恩派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多一些，企业和基金会的资源是来自恩派总部的大客户资源拓展。而湖北本土的企业和基金会在支持一线社会组织方面还是比较弱的。”（唐明金，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注：图片来自网络

（三）想对基金会和其他希望支持湖北的伙伴说

1、希望基金会不断明确自身在公益生态中的角色定位和应该发挥的功能。

2、希望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能够基于共同的问题或需求平等合作，甚至影响政府，形成一股合力，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3、希望国内一些优秀的资助型基金会能够影响到湖北本土的基金会，找到突破点，通过合作来推动湖北本土基金会的转型与发展。（“湖北省内资助型基金会几乎没有，这是特别不健康的一种状态。”）

4、不能一窝蜂只关注疫情，要深入了解湖北本地的情况，疫情暴发前原有的一些需求还一直存在，仍然需要支持。避免资源集中在个别组织、个别地区或个别领域。

5、外部支持可以考虑关注这三个方面：第一，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种植业农民的损失很大，湖北省内贫困地区可能出现返贫现象；第二，韧性社区建设；第三，公益组织自身的生存和能力发展。

6、希望外界的物资和支持更多走社会线，给社会组织更多机会，而不仅仅是捐给政府部门。

7、在支持社会组织时，希望在项目财务管理上给予更多的非限定资金，赋能社会组织的长期发展；在项目设计上有更多创新型、赋能型资助，给予当地社会组织自行设计项目的空间。

8、希望给予枢纽型机构更多信任和合作尝试，通过枢纽型组织可以更有效地寻找和落实项目，能够联合多个社会组织一起申报项目。

9、希望重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引导建立协调机制，打破小网络协作之间的壁垒，提升联合的效能。

以上是对各类资源主体的建议。除此之外，唐明金特别提到疫后资源涌入对湖北省公益发展走向的影响，她指出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支持慈善事业是湖北省社会组织发展的三个方向，在面对资源涌入时，应该要思考如何抓住重点、深入发力，均衡发展。

第四部分

湖北省枢纽型社会组织看本地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和区域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广泛调研湖北省社会组织的情况有些困难，但我们可以通过访谈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来管窥整体的经历和现状。

“疫情并没有消灭原来的社会问题和需求，原来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而且很多机构参与到疫情行动中，也都是和自己原来的业务相关的，只不过是多了一重疫情防控的需求；原来有能力的，在做疫情行动的时候也是有能力的。举个例子，便民服务是一直需要的，甚至因为疫情的原因对于封闭在家的居民更为重要，需求更紧迫。但是现在社区购买资金缩减，这些社区型的社会组织就需要找到更多的购买方，才能在疫后继续生存下来。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这些业务相近的同类社会组织在平时有竞争关系，但因为疫情，他们开始联合起来申请资金支持或展开其他联合行动，我们的支持服务也会持续去跟进。”（钱琦，武汉乐仁乐助负责人）

“过去大家都是各自做事情，很少真正去关注到本地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做什么。通过这次联合，我们搭建了一个本地组织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持续的交流和学习。”（唐明金，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对湖北的社会组织来说，这次疫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虽然大家并不希望疫情发生，但结果确实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在疫情中的行动不仅获得了公益伙伴的高度认可，也赢得了政府的赞誉，我们区县级社会组织伙伴的价值被当地政府和公众所看见和认可，之前社会组织注册特别困难，这次疫情后我们有两家区县级的社会组织很快就完成了注册。”（周文，孝感义工联会长）

*注：图片来自网络

显然，疫情打破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孤立状态，面对共同的、需要迫切救援的危机，湖北省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种联合表现在信息共享、联合筹款和共同行动等方面。从社会组织培育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疫情为湖北省社会组织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实际演练，在行动中检验能力、相互交流、快速学习和调整；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公益氛围。

整体来看，那些和社区关系紧密的社会组织是最早冲在战疫前线的，它们快速响应，积极应对，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使得社会组织的价值被公众、公益伙伴尤其是政府看见，以至于在今后的工作开展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便利。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它们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混乱”，也无法起到“主导作用”，而是“配合社区、政府或者其他方”。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面对重大危机，社会组织应该如何与其他方合作（比如政府、企业）？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社会组织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第五部分

对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湖北峰会的期待

*注：图片来自网络

坚决维护疫情防控成果，湖北峰会将在线上开展

6月下旬，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将举办2020湖北峰会，探讨不同组织共同应对疫情和不确定性的经验，反思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为构建湖北良性公益生态贡献力量。我们也询问了他们对此次峰会的期待，整理如下：

1、希望带动湖北省内基金会的参与，甚至通过怎样的设计让他们成为主角。

2、希望在湖北省内基金会与省外基金会之间、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基金会和企业之间、基金会和政府之间产生更多交流，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与机制建设。

3、希望听到专家们全面分析此次疫情对于湖北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组织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

4、希望采用灵活的方式照顾不同社会组织对不同议题的兴趣，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5、希望峰会接地气，让参与人员获得实际的价值，比如让基金会带资进场，组织省内社会组织展示项目，让湖北的好项目被看见。